《究竟谁疯了》——伊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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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盘峰诗会”的参加者，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会上有一位非常超脱的人。这个人在会上的发言中谈笑风生还颇懂幽默，在会下曾来我和侯马的房间与我、徐江、侯马、于坚做过一个中午的交流。此人在“盘峰诗会”第一天的晚上神秘地消失，据我所知是赶另一场“学术会议”去了。当天的会议休止于王家新红卫兵式的咆哮（孙文波在文章中说他不记得有人咆哮）：知识分子写作何罪之有？！那个当晚消失的人没有机会看到第二天于坚的发言、我的发言以及我对唐晓渡的反诘。于是他想当然地以为就那样儿啦，“知识分子”们已经搞定了一切，尽管自称有“五条路线斗争”加身，他也照样，可以玩把超脱。开会回来跟友人秦巴子说起此人的表现，善良的诗人称之为“大师风度”。
直到有一天我们读到了今年7月号的《北京文学》，上面有一篇“西川”的署名文章《思考比漫骂更重要》。读罢我不敢相信该文的作者就是我在会上遇到的那个超脱的人，就是我认识已久的诗人西川。王家新在他的一篇文章说：“于坚疯了！”我想他是脑子发热说错了人，请看这一个——在“盘峰诗会”至今双方的论争文章中我还从未读到过如此严重的疯言疯语：
——“说到底‘民间’立场并不存在。与其说有个‘民间立场’，还不如说有个‘黑社会立场’，而诗歌黑社会立场中的头一条原则就是利益均沾……”
——“我真不愿意点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这是帮他们出名。如果他们对我不心存感激，我会在将来把这篇小文章收入我某本小册子时删掉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少一个出名的机会。”
西川两口咬住了自个儿的舌头，在上引两段文字中他确如自己指责别人的那样“恨不能多丢点丑”。西川把我等认定为“诗歌黑社会”，那他把他自己——把他们那帮“知识分子”当成什么了？诗歌政权吗？呜呼！西川还教会我关于“出名策略”的新知识，就是说借他也可以使我出名，就是说在今天还可以借一个诗人出名，本来我以为只有借刘欢这样的歌星才能出点名呢！但既然他这么说了，说得又是那么真诚（一点都不幽默调侃），我想这一定来自他宝贵的人生经验。唉！一个借亡灵出名的如今已有了多么好的成全别人出名的名人感觉啊！
正像在“盘峰诗会”上陈超抖露了于坚早年致他的一封信，唐晓渡抖露了“张家港诗会”前他和于坚的一次通话（电话），西川虽然“超脱”亦不能免俗，他拿出我早年给他的书信，是为了证明我曾“受益于舒婷和傅天琳”，从而进一步说明我也曾受过他人影响——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西川有无搞错，我可从来不否认他人对我的影响——这在公开的文字中已经谈得很多，比任何一位“知识分子”都谈得多。但我知道不能在道理上和他们较真儿，因为我太知道这些“知识分子”的下流趣味和自以为是的阴损，可你们忘了我不是你们的同类，此类阴招对我全然无效，我实话告诉你吧，西川！在你面前我就是觉得我的诗牛B，别的装点我可以一概不要。再说了，我受益于舒婷、傅天琳写成现在的样子，而你受益于李白、聂鲁达、博尔赫斯、庞德写成了你的样子，恕我直言，用你说别人的话说你自己——你可实实在在“真够笨的”！
《思考比谩骂更重要》——西川的意思是不是：你们老实思考，我来谩骂？在此处我只是把他的满嘴疯话还给他。他的疯态和他们的窘像真令我满心欢喜，这一回大伙可以看明白了：当面具摘除，风度失去之后，他们的心态、嘴脸何以恶劣至此？王家新断定在盘峰有人“落马”，因为陈超在会上已做了“盘峰论剑”的命名，究竟谁“落马”了？请王家新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回到他梦魇般的那三天。在“盘峰诗会”上经常处于张口结舌语不成句状态的孙文波如此描述他的感受：“我本来以为通过这次会议，像于坚、沈奇、徐江、伊沙等人会收敛自己，重新审视此前不负责任的态度，说话、写文亦会平和一些。但是，读了他们的一些文章后，却发现事情并非如此……”读了这番话，我感到孙文波不是在装善良就是在装幼稚，以他把于坚、徐江诬为“江湖泼皮”来看，他不准备装善良，那就是在装幼稚或真幼稚！我们的文章始终如一，倒是孙文波突然失态，那壶不开提哪壶地提到了文本，他如此攻击于坚和我的诗：“你说你已经成为‘整合’了汉语的‘巨匠’，但不过是写只‘啤酒瓶盖儿’、‘命名了一只乌鸦’，不过是在‘黄河上撒了一泡尿’、‘摸了发廊女的屁股’。这就能叫人信服？那不是太低看这个时代的智力？愚众者只能自愚。”我想问问孙文波（这位在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写作”的学术炒作中受益最大的平庸诗人）：给老婆写上一本“俪歌”，然后“在地图上旅行”，这算不算“愚众”或“自愚”的行为并且“太低看这个时代的智力”？！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