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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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诗歌的起源与发展

诗歌的创作通常可归结为两个原因，两者皆植根于人的天性。模仿的本能自人幼年时便与生俱来；人区别于其他动物之处，在于他是最善于模仿的生物，而他最早的学习也是通过模仿来完成的。同样，享受模仿作品的能力也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现实经验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乐于观看那些在现实中会令我们感到痛苦的事物的最精确的再现，例如最低等动物和尸体的形态。其原因在于，学习是一件极具愉悦感的事情，这不仅对哲学家如此，对其他所有人亦然，无论他们的学习能力多么有限。人们乐于欣赏肖像，是因为在观看的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信息（他们推理出每个形象代表什么，并发现，例如，“这是某某人的画像”）；因为如果碰巧所描绘的事物前所未见，那么带来愉悦的便不是其作为模仿物这一事实，而是其技法、着色或其他类似的原因。

因此，模仿的本能是我们的天性，对音乐和节奏的感觉也是如此——格律显然是节奏的片段部分。从这些天生的禀赋出发，经过一系列对最初尝试的逐步改进，人类最终从即兴创作中创造出了诗歌。

然而，诗歌很快便根据诗人各自的性情分化为两个分支。性格较为严肃的诗人表现高尚的行动和高尚者的作为，而较为庸俗的诗人则描写下等人物；于是，当前者创作赞美诗和颂歌时，后者则以讽刺诗开始。我们不知道在荷马之前有任何诗人写过这类讽刺诗，尽管很可能有不少诗人创作过；但从荷马以降，我们便能找到例子，例如他自己的《马吉特斯》以及同类诗作。正是在这类诗中，抑扬格因其适合此目的而被采用，时至今日它仍被称为“抑扬格”，源于他们用以相互攻击的“讽刺诗”。

就这样，我们早期的一些诗人成为了史诗诗人，另一些则成为了抑扬格诗人。但正如荷马在严肃风格中是至高无上的诗人，在作品卓越性和表现生活的戏剧性方面都独树一帜，同样，在他赋予其作品（并非针对讽刺，而是针对可笑事物的处理）的戏剧性方面，他也是最早预示了喜剧将要采取的形式的人；因为他的《马吉特斯》之于我们的喜剧，正如他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之于我们的悲剧。当悲剧和喜剧出现后，那些天性倾向于某一类诗歌的人便转而写作喜剧来代替讽刺诗，而那些被另一类所吸引的人则写作悲剧来代替史诗；因为这两种新形式都比先前的形式更崇高、更受重视。

在此我无法探讨悲剧现在是否已在其各种形式中发展到极致，也无法从绝对意义上或与舞台表演相关的角度对此做出判断。

悲剧和喜剧都最初起源于即兴创作。悲剧起源于那些领导酒神颂歌的人，喜剧则起源于那些领导生殖器崇拜歌的人，这些歌曲至今仍在许多城市作为传统习俗保留。悲剧是逐步发展的，每当新元素出现便被加以利用，经过多次变化后，它终于达到了其自然形式并定型下来。埃斯库罗斯是第一个将演员人数从一人增至两人、削减合唱队角色并将对话置于首位的人。索福克勒斯引入了三位演员并绘制了舞台布景。至于悲剧的庄严性，是直到晚期，当它超越了萨提尔剧的方法，摒弃了琐碎的情节和喜剧式的措辞，并且其格律从扬抑格四音步转变为抑扬格时，才获得了其特有的庄重。起初诗人们使用四音步，是因为他们写作萨提尔诗，这种形式与舞蹈关系更密切；但一旦对话被引入，其自身的天性便找到了合适的格律，因为抑扬格是所有格律中最适合言语的。这由以下事实表明：我们在彼此交谈中最常使用的是抑扬格，而我们很少用六音步说话，即便使用，也只是在偏离日常对话语调之时。

另一个变化是增加了情节（或称幕）的数量。我们必须略过其他诸如悲剧的各种修饰及其据说被引入的相关情况等细节，因为详细讨论它们恐怕会花费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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