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诗歌大师》100-101

点击下载电子版

100：《在“民间”的旗帜下分裂——伊沙与于坚交游考论》：“伊沙与于坚的决裂，表面上是个人恩怨，实则植根于两人对“先锋”精神的不同理解。伊沙在2019年的访谈中强调：“我己经53岁了，还处于‘最先锋’的位置上”，并称自己是“口语诗的中兴者和集大成者”。对伊沙而言，先锋意味着始终站在体制的对立面，保持语言的攻击性和解构性。”这里我谈对文中“体制”的理解，我认为这里的“体制”指的是诗歌体制，更精准点是诗歌旧体制，先锋其实就是建立或者说摸索诗歌新体制。在“反体制”这个概念上，于坚和伊沙有些地方有本质的不同。于坚的“反体制”有几个重要的节点，这都要从思想的来源上看，于坚最初的“反体制”并不是反诗歌体制，当于坚听说自己的地主爷爷死于特殊年代带来的饥饿时，他的“反体制”其实就不是反诗歌体制了，换位思考就一目了然。然后于坚父亲当了干部之后，于坚的“反体制”意识也就相应地必然缓和了，我认为那种激烈和缓和于坚当时都没有意识到“反体制”性，而只是感到自己的情绪在变化。等到了当干部的父亲挨整后于坚的“反体制”意识又再次被激发，而且这也不是“反诗歌体制”，于是于坚的诗歌创作在那个时代也充满了“反体制”思维，这几乎是贯穿了于坚创作的所有主线路径，也因此于坚成了“反体制”的先锋派，而绝大多数人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也装聋作哑地将于坚的“反体制”当做“反诗歌体制”，而忽略了于坚家世与“反体制”的密切联系，直到于坚获得国内几乎所有诗歌大奖并且参加作代会，于坚也因为觉得自己的损失得到了弥补而从“反体制”转变为“拥护体制”，所以纵观于坚“反体制”思想的变化路径，他其实一直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也就是说当于坚或家人利益受损后他就“反体制”，当自己或家人得到补偿后他就“不反体制”。相对于于坚的“反体制”的复杂状态，伊沙的“反体制”要相对单纯些，首先伊沙的父亲是炮兵，祖上也没有体制的受损事件，所以伊沙的“反体制”是单纯的“反诗歌体制”，是在建立诗歌新体制的探索工作上，就算有不同于“反诗歌体制”的“反体制”，伊沙的反也不是于坚的那种全面的整体的反，而是只针对“体制”内蛀虫的“反”，也就是说伊沙的反本质上是“维护体制”的“反体制”。如果伊沙注意到于坚“反体制”的复杂成因，他或许会理解于坚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摇摆现象了。所以说一个以自我利益去评价现实世界和体制优劣的诗人于坚，怎么可能是大师呢！相比之下更纯粹地以“反诗歌体制”立足诗坛的伊沙是更接近大师的。前面我说《诗写伊沙》微词过伊沙但我们关系没有决裂，有人可能会说俏皮话认为我在伊沙眼里根本无足轻重连决裂这个词都不配挨着，这其实就是自贱和自重的区别，没啥好辩论的。

101：《在“民间”的旗帜下分裂——伊沙与于坚交游考论》：“于坚则对“先锋”有着更为复杂的理解。他在访谈中表示：“我厌恶那些口水诗。口语是鲜活的，是可能创造诗歌的，而口水是打着诗歌革命的幌子既糟蹋了诗歌的声誉”。对于坚而言，真正的先锋不是姿态上的激进，而是语言上的创造。”无论是于坚说自己厌恶口水诗，还是理论家认为于坚的先锋在语言的创造上，都不能拿来证明于坚的诗就没有口水诗，也不能证明于坚的语言具有创造性先锋性。于坚的诗句不仅给人的感觉是在造句，而且整首诗的构思缺乏精妙处，反而是人工笨拙的雕刻痕迹遍布，我细读于坚几十首作品，没有一首具有伊沙《最后的长安人》、《木偶剧团》、《张常氏，你的保姆》、《老狐狸》这种技艺高度的诗，随意拼凑的痕迹很明显。如果真要给于坚点赞的地方，我只能认为于坚是一位热爱诗歌创作的普通作者而已，他的笔触确实涉及到了某些同时代诗人忌惮或忽略的点，但是仅此而已，于坚并没有提炼出可操作的有建设性的思考，不过是蜻蜓点水式地一闪而过。从于坚将自己与伊沙、沈浩波的见面定义为“接见”可以看出，于坚是自认为是诗歌老干部的，也就是第三代诗歌领导人的派头，而他的诗歌作品触及的特殊点，就像是一个老领导发现了问题说出来而已，于坚并没有提供如何解决问题的操作步骤，这是他的诗歌给我的印象，而很多理论家就因为于坚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无限放大于坚的诗歌史贡献，其实于坚提出的点压根与诗歌本身没什么关系，我说的是于坚之所以被严重关注“反体制”的点，而不是他的什么“拒绝隐喻”类似的诗歌观点。总之，我确信于坚及一大批如韩东、西川、谢冕、郑敏等学院派鼓吹的诗人，都是名不符实的，所以那些包括于坚在内的“反体制”诗人，首先要解决的也是力所能及可以解决的是诗坛内部的腐败和互相吹捧，就像于坚，自身的贪慕虚荣不解决，却要口口声声去反体制的弊病，这是在转移话题还是秃子给人治脱发呢？按于坚的《对一只乌鸦命名》展开联想，这就叫乌鸦笑猪黑吧！或者改成黑猪笑乌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