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诗歌写作批判——泛口语化
当今诗歌写作批判—— 泛口语化
王士强
“泛口语化”指的是口语诗歌的泛化，当今的很多诗歌成为日常语言的复制、摹写，形同大白话、白开水，毫无新意可言，更有甚者完全成为无意义的叨叨絮语和流水记录，这样的“口水诗”和“废话诗”泛滥造成了诗与非诗的边界几近完全消失。泛口语诗歌其形式趋于简单、用词趋于简易、内容趋于直白，使得诗歌成为一种无难度、可复制、毫无“技术含量”的“操作”，基本没有人文含量和精神意义，而只是一种日常行为，或词语消费。泛口语化诗歌近年最典型的现象应该是几年前的“梨花体”事件，关于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委有数种互相龃龉的说法，此处不再进行探究，应该看到的是，“梨花体”诗歌的出现是对“梨花体”诗歌本身的反动，也就是说，正是因为对于那种无意义、白话式的口水话诗歌的不满、嘲讽才出现了如此大规模对之的戏仿、模拟，这可以看做是外部力量介入诗歌界而进行的一次“矫正”，是对诗歌写作误入歧途而进行的一次强制性“纠偏”。“梨花体”诗歌是泛口语写作的一次“恶性发作”，它暴露出了当今诗歌无难度、过于随意、缺乏自律等的问题。
与前述“伪学院派”对于诗歌语言的“复杂化”处理不同，“泛口语化”诗歌几乎是在完全相反的维度上进行的，它对诗歌语言进行的是“简单化”处理，这两者其实都走入了误区，本质上都属于“玩”语言，诗歌成为一种语言游戏，都同样面临能指剩余、所指悬搁的问题。同时，泛口语化也与中国社会近年以来的世俗化、消费化转型有密切关系，口语化本来是新诗发展中一种重要的历史动力，为新诗注入了新鲜而自由的活力，提供了新诗发展的丰富可能。但现在的泛口语化则走入了一个误区，它使得诗歌降低到了家常日用的水平，并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消费、娱乐的对象，诗歌在向流行文化、时尚文化靠拢、看齐，其价值批判立场与人文属性已消失殆尽。我们看到，泛口语化与诗歌的娱乐化、游戏化也不无关系，口语为诗歌提供了更多娱乐和消费的可能，很多的诗歌成为一次性消费的“段子”，包含一点小聪明，小机巧，柔顺光滑，无伤大雅，不痛不痒，这种写作虽然不见得有大的“危害”，但终究过于轻巧、轻飘，包含太多“水分”，缺乏“干货”，回避了真正的人生与艺术的问题。这涉及到一个娱乐化时代“诗歌何为”的问题，在“娱乐至死”的社会氛围中，诗歌是“与民同乐”还是冷眼旁观，持批判与反对立场？它应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周遭的一切？虽然，诗歌不必一脸严肃、满身痛苦地纠结于人类终极、人生命运等的命题，但是它如果与流行文化勾肩搭背，与大众文化合而为一，那是否就是它应该在的位置，它是否就尽到了自己的职责呢？
口语诗歌并非不要难度，恰相反，它是一种难度更高的写作，因为它需要在“常见”、“共性”的语言形式下写出“新意”、“个性”和“诗意”。当今大量的泛口语诗歌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它显示的不是繁荣和创造，而是初级、庸常和浮躁。诗评家陈仲义针对当今诗歌“分行的说话和说话的分行”的趋向指出：“遗憾的是，废话写作非但没有得到有效甄别，反而伴随网络的便捷，泛滥起来。包括许多成名诗人在内，过分强调所谓的原生态、无技巧，现象学、过分强调呈现就是一切，使得不加任何努力的‘说话’，成为普遍‘诗意’。”他认为：“对诗歌写作难度、诗歌本质的呵护、是与诗歌精神立场的持守、诗歌主体性的要求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克服写作中各种困难达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这样无底洞般的横亘在眼前的写作难度，唯一的办法是高度正视，跨越它，而不是轻巧地绕过它。”（陈仲义：《网络诗写：无难度“切诊”——批评“说话的分行和分行的说话”》，《南方文坛》2009年第3期）泛口语写作显然是对于诗歌精神立场、语言意识和“难度”要求的一种偏离，只有从泛口语的泥淖中脱身出来，口语诗歌才可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
所以，当今诗歌表面的多元、繁荣、创造、自由，很大程度上包含有假性的成分，是一种假象。当前的诗歌当然有正面的因素，有真正的创造，有对于自由的追求，但其中也包含了重重，并且堪称严重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这些问题可能对诗歌本身造成莫大的伤害。本文虽然主要是谈当今诗歌负面的、否定性的“问题”，但其目的恰恰是在正面、建设，是希冀其更为健康有序的发展、更为精进勇猛的创造、更具活力和想象力的自由。
转自：https://cul.sohu.com/a/583846717_12112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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