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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失语与命名的困难》

侍仙金童6个月前 (10-18)大家论战66

失语与命名的困难

作者：谢有顺

　　写作，是一种命名，一种呈现世界图景的精神方式，同时，它也是对真实的一种艰难确认。我们可以在作家与世界之间所建立起来的关系中，触摸到一个时代或一代人的精神状况，原因就在于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贯彻着这种命名、呈现、确认的努力，它使作家在以前的时代里赢得了人们的信任。然而，写作到了二十世纪，真实与命名都变得越来越困难。它与作家认识世界的信心有关。由于一系列内在与外在的精神悲剧对人性光辉的粉碎，大部分作家认识世界的眼光变得极其灰暗（它从卡夫卡或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他们没有信心再说出任何有崇高价值的事实，文学完全失去了颂扬的力量。一些作家转而表达颓废、游戏、黑暗的精神经验，沉湎于毫无盼望性的生活图景当中，写作成了一种哭泣。他们在世界面前没有信心，意志消沉。
　　
　　这决非小事，它首先表现为作家对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失去了信心。这个世界是物质主义的，非理性的，缺乏明朗的秩序，是难以把握的。于是，作家或者认同这种物质的或非理性的现实，或者将这个世界解释成迷宫，在一种智慧的限度里出示自己的无力性。一旦作家不以信心的方式接触世界，世界在作家眼中就是模糊而散乱的，它无法结构和再现。这种世界秩序在作家眼中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一段时间来艺术秩序的混乱，如，一些作家长期湮没在非理性的否定与狂乱的文学游戏中而乐不思返。其次，失信还表现为作家对自身失去了信心。作家在写作中必须面对人类，面对基本的人性景象，在自我存在的自觉上，出示自己的人学立场。艺术世界与我们的生存世界是互相映射的，人的精神到了什么程度，外面就有相应的艺术诞生出来。卡夫卡有了像虫豸一样脆弱的体验，才写下了《变形记》、《地洞》这样的小说；毕加索有了人被现代文明技术割裂的深刻感觉，他才启用立体法则来作画。整个现代主义文学史，事实上是人自身颓败的历史，正常的人性在作家眼中已经瓦解，他们亲见的更多的是人性阴暗的一面。在人面前失去信心之后，作家就必须转身来到非人性的领域里，以获得一个向自身逃亡的空间。这也就是当下的文学越来越不注意从人出发来洞察世界的根本原因。在我们这个技术主义时代里，人的存在正受到许多非存在物的威胁，人在世界里的存在地位，不断地被语言和技术理性所取代。写作中人本与文本之间的错位，就是作家对人失去了信心后的产物。
　　
　　然而，写作并非简单地表达人或表达世界，它更重要的是表达人与世界的关系。如同加缪说荒谬不在人，不在世界，而在人与世界之关系上一样，文学的失信也是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人与世界的关系，就是人接触世界的理由、方式和根据。人接触世界很难再以人为根据，因为人是绝望的，人性的正常标准早在卡夫卡那里就已经死去；人接触世界也不能以世界为根据，因为世界是非理性的，带着堕落与罪恶的性质。那么，在人与世界之间，一定还有一个新的标准来审视人与世界的悲剧处境，我们把这个标准称之为终极实在，它是人与世界原初的规范，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和解的唯一根据。作家的写作首先是以信心的方式企及终极实在这一目标，然后才能以信心的方式描绘出人与世界的基本图景，并不致迷失其中。
　　
　　终极实在所代表的正是信心所需要的神圣事物，如圣洁、公义、高尚、光明、爱和最高的善等。信心不可能建立在恐惧、绝望等黑暗事物上，也不能建立在日常性的形而下事物上的，它只能建立在神圣事物上，因为神圣事物能给人的存在一个本质。当信心接受了这些神圣事物，就可以在信心里生出盼望来，而后，在盼望中就会产生出一种悲悯与爱的情怀。悲悯与爱正是有使命感的作家共有的写作态度，它贯彻出来的是作家的艺术良心。中国作家在这点上相当缺乏。当悲悯与爱这盼望性的一维缺席之后，作家就只能同那些绝望、阴暗而潮湿的事物平面生成、同构在一起了，自然，由此派生出来的价值态度也是绝望的，充满无意义感的。
　　
　　一旦作家无法用信心的方式肯定一种神圣事物时，他也就无法为人存在地位的确立找到一个终极标准。这时，自我的有限存在就无法与人类的普遍性的存在发生冲突，当下的在与我的在也无法相联，于是，与存在有关的事物都被下降到非存在的领域来展开：写生存成了写生活的遭遇，写精神成了写情感的一咏三叹，如此而已。在这样的作品中，只有固定的死去的现实，缺乏的是现实内部所具有的活力与精神警觉，以及将这种现实转化成新的存在、可能性的存在的能力。
　　
　　这也就是表明，作家在存在面前失去了命名的能力。命名能力的丧失，正是作家失信的一个严重表现，他无法再有效、准确地把握对象。一个作家的全部困难，就在于他必须以自我的方式来确立自我的存在，在一种自我循环里面，试图作出一种假想的命名，这让人想起一个人要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的比喻。在作家与对象之间，因着有一种命名与被命名的关系，于是，就产生了写作。命名（写作）是一种创造，它可以使命名者与命名物有效地分离开来，为命名物的存在作出一种存在意义上的定位。然而，命名来自于信心，而信心则来自于正确的理性和对神圣事物的肯定。神圣事物一缺失，就失去了命名的内容，像当下的一些小说，只有调侃、讽喻、奚落和自嘲，只有低俗的感叹与肉身生存的烦恼，作家已消失在对象当中，根本谈不上命名；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作家知道有一种人类生存所不可少的神圣事物，也有一种想企及它的愿望，但因着他无从获得命名的能力，使他能从对象中有效地分离出来，那些神圣事物便成了他的幻想与乌托邦。
　　
　　在这样一种失去了命名内容与命名能力的写作困境面前，作家面对这个贫乏的世界几乎是一筹莫展，这时，他就必须创造一种艺术现实作为无力表达生存现实的代偿，在虚构中来亲近一种假想的现实。许多作家所择定的历史与语言的乌托邦，就是逃避现实压力的两条重要途径，这种艺术现实的真实性只存在于作家的观念中，它在叙述上是可能的，在现实中却是不可能的。一个没有找到终极价值的作家，是宁肯相信自己的叙述，而不愿相信现实的。作家在写作中沉迷于追忆，冥思，玄想，都是无法对现实作出满意的倾听之后，所渴望实现的一种代偿：试图创造一个世界图景，以反抗那个无法确认的客观的世界图景，并通过假设来接近一种世界真实，它是世界本质失落后每个说话者都要面临的隐蔽的困境。
　　
　　失语是作家失去命名能力后的一种结果，它在当下的写作中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停止写作，我们注意到有许多作家走红几年后就一言不发；二是继续进行失语的写作。在这种失语症面前，写作又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闲谈，表明说话丧失了中心内容。海德格尔将不着边际的闲扯、流言蛮语、包打听、疑神疑鬼、见风使舵等，看作是闲谈方式的具体内容，其突出特点是非本真的日常生活对本真生存的蛀空与替代，像一些过日子小说家所表现的那样，写作成了一种对日常生活的闲谈，对存在拒绝作出价值追问；失语之后还继续写作的另一种形态是：聒噪。聒噪是言说无法触及对象的一种无意义的言说行为，是能指与所指滑脱之后制造语言泡沫的写作方式，它只出示意义的空构。北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聒噪者说》的小说，就深刻地揭示出了这种失语后的困境。人在语言面前失去了主体地位，语言自身的明晰性与统一性遭到了瓦解，人在言说的时候，却被语言所变乱，价值感建立不起来，言说方式便成了作家唯一可以用力的地方。当一个作家无话可说了，却还要将这种无话可说的境遇说出来时，这是最大的荒谬与痛苦。
　　
　　闲谈是对世界的失语，聒噪是对意义的失语，这都是命名的困难，而命名的困难就是存在的困难，表明作家对世界、语言和意义都失去了信心。所以，真正成功的写作，就是重新争取一个终极实在作为信心和命名的根据，并在写作中实现命名者与命名物之间的有效分离。然后，通过命名者（作家）实施对命名物（人或世界）的批判，建立起批判的自我人格，这是写作中的第一次否定；接着，再在对命名者的自我人格的批判上，确立一个高于人的实体存在的写作的中心指向，这是写作中的第二次否定，在这种否定之否定中，写作成了对一种可能性空间的肯定，意义就在这种肯定中出现。这样，就可能在命名里达成和解，这种和解既不偏向前者也不压制后者，而是出现了第三者——对命名者的命名。前二者是说与被说的关系，属现实的维度，第三者则属于为何说与为什么说的范畴，是在意义的维度上，只有将这两个维度结合在一起的写作才是完整的。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杰出的才华，如博尔赫斯，他在解构的同时，也出示了一种新的结构，意义的维度就是建立在这种结构里面。
　　
　　强调信心的建立，强调对神圣事物的肯定，强调对存在的价值追问，将一种有立场的否定力量贯彻到底，以重新获得说话的权利，这才是我们所期待的新时代的写作。也只有这种写作，才有可能使我们的文学突破当下因失信所致的失语的困境，亲见一个新的写作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