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诗展，二十年前那一场诗人的英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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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诗展，二十年前那一场诗人的英雄会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1916年，回国前夕的胡适在美国写下了这首简单直白的《蝴蝶》。在美国受“意象派”诗人庞德的影响，胡适提出写“能引引起鲜明扑人的影象”的新诗，倡导白话新诗运动。

尽管后来有人评价这首诗太过浅白，甚至还不能脱离旧体诗的陈词滥调，但谁也不能否认它在中国新诗史上的起点意义义。1917年，这首诗连同其他七首白话诗一起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成为中国新诗的开端。

从1916年至今，中国新诗已经90岁了。而在1986年，新诗诞生70周年的时候，在广东深圳，也曾发生过一次中国现代诗歌的井喷，即“86现代诗群体大展”，它被后来的文学史家称为是“对于中国‘新生代’诗歌一次最有规模的检阅”。

1986年夏天的热情

1986年8月，深圳。孟浪、海波、海上几个年轻诗人聚在徐敬亚和王小妮夫妇的家里，埋头整理诗歌稿件。厚厚的手写诗稿堆在桌子上、地上，这些诗稿来自全国各地，其中就包括有后来人们熟悉的于坚、韩东、海子、多多等诗人的诗作。

正是南方最炎热的时候，徐敬亚一家住在出租的农民房里，闷热不堪。南方蚊子也多，长得胖又怕热的海波多年后仍对此印象深刻:“有时候我就干脆把诗稿带回酒店整理。”

海波是第一个赶到深圳帮忙的年轻人。1986年7月，在《深圳青年报》工作的徐敬亚向全国的“新生代”诗人发出了邀请，要办一个现代诗大展。一听到这个消息，海波立刻就打点行李，从南京自费跑到深圳，“徐敬亚出差去了，我比他还先到深圳”。那时海波的儿子刚两个月，看到徐敬亚的儿子，他买了一支玩具枪给他。

海波在深圳呆了半个多月，每天到报社或者徐敬亚家里“上班”编稿。“我们整理稿子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也贯彻得很好，就是完全客观。我们对寄来的诗稿不作任何修改，保持诗作的原生态。”

因为住在酒店里，海波被人误以为是“香港来的老板”。实际上他最后是花光了积蓄，靠着诗人叶辉和弟弟海涛的资助才买了回家的车票。“那是一个英雄主义的年代，就凭着这点激情，干什么都不怕。”

接着，孟浪从上海、海上从湖南也来帮忙了。但还是很难一下看完那些成堆的稿子。

“我这几天腿都站直了，整天在印刷厂，正如前些天我整日编辑，把手都写直了一样”，这是徐敬亚1986年8月给朋友信里的话。他抱怨编辑和排版过程太辛苦，“妈的，不合算！太苦了我”。那时讲究整首诗的外形也是“诗的形式”的一部分，参加大展的诗有方的、圆的等各种形状。有一次为了排一个三角形的诗版，徐敬亚和另一个人弯着腰排了整整一夜。

海波还讲了一件趣事，要给《诗歌报》传一篇约2000字的文章，为了赶时间，当时也没有传真机，只好发电报。那时的邮局还没有现在的服务意识，话务员小姐嫌麻烦不愿接这个活。海波于是想了个主意，特意买了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小东西去“哄”着那些话务员小姐帮他们干活。这一篇文章发成电报，最后用了几十张纸。

压抑已久的激情等待喷发

2006年8月6日，在深圳四季花城的家中，57岁的诗人徐敬亚翻出了20年前的报纸、照片和几大袋当年信件，这些东西长年堆积在他家里一个隐蔽的角落，如果不是记者需要，他自己都几乎忘了放在哪里。

在自家整洁明亮的客厅里，徐敬亚摊开三张对开的大报纸，分别是1986年10月21日、24日的《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整整七个大版的篇幅——《深圳青年报》五个版，《诗歌报》两个版，这就是当年大展的原貌。

徐敬亚指着20年前的报纸上“现代诗大展将隆重推出”的标题得意地说，“大展”和“隆重推出”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词，在当年绝对没有。他是从香港媒体学来，第一个在内地报纸上用这两个词的人。而且当所有的报纸还是用铅字排版的时候，徐敬亚就用电脑植字来排“现代诗群体大展”几个字了。

1985年，青年诗人徐敬亚从北方来到改革开放的热土深圳，编辑《深圳青年报》的副刊。到青年报不久，他就策划了一次“朦胧诗大展”，发了一个整版的朦胧诗。“之前有一次青春诗会，我们这些人约定，以后谁掌握了刊物，就帮大家发诗”。这样约定的背后，是那时的“新生代”诗歌很难在正式刊物找到发表空间。

“头上焊火喷光/脚下锋铆铿锵/一片沉雷闪电中/我们挥汗造桥梁”，徐敬亚给记者现场朗诵了一首当时刊物刊登的诗，这种被徐敬亚斥为“开水煮白菜”的诗，大都是“歌德”派的诗歌，歌颂时代精神，类似大白话，没有诗味，当时报刊杂志上几乎都是这种诗。

另一边的诗却截然不同。1986年的中国，大多数年轻人基本都在写诗，“一个砖头下去，能砸死三个诗人”。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各种诗人的小团体，办着自己的地下诗刊，比如《他们》、《非非》、《撒娇》。根据《深圳青年报》当时做的一份统计，到1986年7月，全国已经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905种，不定期刊物70种，非正式发行铅印诗刊诗报22种。

这些后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新生代”、“后崛起”或“第三代”的年轻诗人，他们在西方现代主义影响下写出的诗歌，不仅与前面提到的“开水煮白菜”式诗完全不同，甚至也已经反叛了“朦胧诗”，喊出了“PASS北岛”的口号。他们的诗充满着叛逆、个性的色彩。

“他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意识”，徐敬亚读了一段当时“撒娇派”发表的宣言:“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这个世界，我们就撒娇。”

这些激情叛逆的人在正式刊物上很难找到发表的途径，“大家都憋坏了，需要一个出海口”。自从发了一个版的朦胧诗之后，徐敬亚就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地下诗刊诗报，“可以摞好几人高，把我都淹没了”。他便萌发了搞一次现代诗展的念头。

诗派漫山遍野而起

1986年7月5日，徐敬亚以个人的名义向全国发出了50多封邀请信。在这封手写的信中，徐敬亚用极富鼓动性的语言说:“要求公众和社会给予庄严认识的人，早已漫山遍野而起。权威们无法通过自省懂得并接受上述事实。”徐敬亚在信中向全国征集诗歌和流派，他要求每派提交自己的宣言，列出派中成员，并选交三首代表性诗歌。

在这封信中，徐敬亚极力强调“诗派”，他号召年轻诗人们应该有“打起旗号称派的勇气”:“没有宣言可以写宣言，没有主张可以创主张，单枪匹马称派者不但可以，而且更具魅力！”——这也是大展后来遭到诟病的一点:直接导致了许多人临时称派，出现了各种稀奇古怪的派别，比如莫名其妙派、求道派、卦派、离心原则、四方盒子等等。许多诗人，“昨天还没有派，今天就有了。都说要展了，得立派，写宣言啊”。

还有一个人称派的，比如“西川体”、“野牛诗”。在“西川体”的宣言里这样写道:“成员为23岁的西川……顾名思义，这面旗帜下只有我一个人。”一些派别的宣言大胆夸张，乃至声称反诗、反文化。很多临时的派别多数在大展之后不久即销声匿迹。

现在回首，徐敬亚笑称当年“对诗派强调得太厉害了，搞到后来有点像闹剧，我确实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当时他已经有所察觉，在8月8日新发的一个邀请函中提到:“近日所收稿，宣言多大于诗，诗歌比较弱，望戒！”

但谁也不能否认在1986年夏天，徐敬亚极富煽动性的邀请函在全国各地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潮。他在邀请信的右上角添了一行小字“如另有派系、朋友，请代我复印寄去”。20年前只有少数大机关大单位才有复印机，但这五十封信还是不断被复印和流传。仅仅一个月，徐敬亚就收到了来自全国的上百名诗人和几十家流派的来稿，“当年中国诗坛几乎所有著名青年诗人都在内了”。本来徐敬亚只想在报纸上做一两个版的，因为稿件太多，只好不断地增加成三个版、四个版，直到七个版。

考虑到《深圳青年报》对专业读者的覆盖率不够，徐敬亚1986年8月找到安徽的《诗歌报》，跟他们商定联合推出此次大展。联合过程非常困难，“当时打长途电话要用173，拨两个小时都拨不通”。

大展的消息激动了不少人，很多人还想到深圳来搞个聚会。徐敬亚就想到“开研讨会”，以《深圳青年报》的名义发了个“中国首届现代诗研讨会”的邀请函，拿着这个函就可以跟领导请假、报销，“很多人就这样骗单位赶来了”。

1988年，在大展的基础上，花了半年多时间，徐敬亚、孟浪、吕贵品、曹长青四人编辑出版了《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简称《大观》)。徐敬亚回忆当时他和孟浪到长沙去校对了十天，正是38℃高温的天气，住在印刷厂旁边的招待所里。有一张照片记录了这段经历:两个人都光着膀子，骨瘦如柴。

因为封面是纯红色，《大观》后来被诗歌界称为“红皮书”。经过扩充，这本书收纳了40万字的诗歌作品。“红皮书”在诗歌界影响很大，尤其在学术界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资料。《诗参考》杂志的主编中岛那时还在上学，没有赶上大展，但他说他们一群年轻诗人“当年把‘红皮书’都翻烂了”。

高声赞美和强烈反感

生命:第三次体验(节选)

——《86’现代诗大展》前言

徐敬亚(原载1986年10月21日《诗歌报》)

无论如何，当你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间，世界已经全变了！你再也无法维持你自己。

中国十年(注指1976—1986)，最先睁开另一只眼睛的总是诗人。诗冲破生命的平静与和谐，一次次盯得你心惊肉跳、四分五裂。人，成为诗人出发的阿基米德点，成为骨子里最具诱惑的哲学母题。

1、朦胧诗。诗的第一次失踪，曾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陌生的一幕。“朦胧诗“以突然崛起的巨大迷宫，阻挡了无法通向今天的人们。从苏里曼封锡的瓶子里钻出来的魔鬼们，之所以造成了骇世的疑团，不过是在流贯万物的神性和谐中制造了一次断裂——作为人，他们原本跟感觉良好者就不是一回事儿。十年的凌辱、失落、郁闷、压抑……使生命的最深处被扭曲。神，一经动摇，人的内心便得以凝聚。“生命意识”的确立，使朦胧诗完成了它最了不起的使命。

2、大学生诗派。自我意识与世相意识的分化，构成了第二次生命体验的短暂兴奋。84年起，在朦胧诗已无力宣告之际，从生命最基本的本能缝隙中，冒出了恬淡、亲切、平庸的炊烟。自我责任的幻灭，源于大动乱之后的倦怠。人不相信到了相信一切的程度，便产生的荒诞性。新诗60年来，没有一伙诗人能像“大学生诗派”那样切近生命本身。当然，也就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艺术，或称为反艺术。

3、第三次体验，在1986年这个无法驾驭的年代汹涌来临。

由80年代开始，诗人走过了摆脱神意识、世俗意识到回归人自身悟性的生命体验过程。这是空前混沌与空前澄明的年代。一方面非理性的喧响传达了色彩纷呈的生命意念。另一方面，人摆脱了一切外在的束缚，仿佛回到了天地开创之初的净明。充满觉悟(非理性)。分裂再一次发生，但这似乎是最后一次了。人自身内部上帝与魔鬼的分裂，将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人逃离了世俗的堤岸，落入了本体非理性的大海。你有充分的理由说诗人疯了。但诗人却冷静地告诉你，你是很多疯子中的一种，是最僵硬的一种。说到底，他们仅仅在语言的意义上走向了西方的尽头，一切吓人的东西都在脚下了。但他们还活着，世界还动着，并不可怕。

这是一个旌旗飘扬的新年代。你不必像敬仰诸侯国旗那样对他们高山仰止。别看旗杆林立，上面的旗帜却粘连成乱乎乎的一团诗歌星云。你逃离悲剧的惟一办法是感到你重新诞生，或者从未存在。

曾经荣光遍体的主角们，已经化为黯淡遥远的背景。蹩脚的新价值已走上舞台。也许，哪一棵草都灰溜溜的，但是，季节变了！

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节选)

——评《86’现代诗大展》

司徒平(原载1986年12月广州《华夏诗报》)

不久前，《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用七个大版的篇幅，刊出了“中国诗坛现代诗流派大展”。一口气推出了64个诗派，派派有宣言，有诗作。乍一看，真是洋洋大观，轰轰烈烈。但如果你有耐心，有健全的神经，仔细读它一遍，就远不是那么回事。他们大发宣言，惊世骇俗，而诗作呢，可就有点惨兮兮，一首得到少数(不说多数)群众承认的都没有。

再看看这64个流派的名称，也是十分有趣:自然主义诗派、整体主义诗派等等……而像撒娇派、咖啡夜派、莫名其妙派、无派之派、迷宗诗派、三脚猫派、卦诗派……就更叫人瞠目结舌，不知所云了。诗派的名称叫得如此怪诞，使人很难判断他们对诗的态度到底是严肃还是不过是当成儿戏了。他们扯旗放炮，达到戏弄读者的目的。

诗派林林总总，在我看来基本上可以分为四类(包括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和诗观):

1、一种是悲观颓废的遁世思想；2、一种是从怀疑一切到否定一切；3、一种藐视群众，藐视真理，自我意识无限膨胀；4、一种是对人生、对自己、对诗都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

他们都是很年轻的学生，生活圈子很窄，阅历极浅，对中国的历史的现状没有深入的理解。不知怎么生活才好。但他们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的中国青年。在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不会出现“垮掉的一代”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撒娇者“背后，有一些“并不撒娇”的人存在——某些诗评家和自视为青年导师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可是一点也不撒娇的。说什么“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注:孙绍振语)、“第三代人是一种新生力量，代表一种新的创作动向！(注:徐敬亚语)……

回忆:是颠峰盛会还是华丽谢幕？

［海波(日常主义)］

海波现在是一位收藏家，在南京拥有一座私人美术馆。虽然现在更多的是跟美术界人士打交道，但丝毫不影响他对诗歌艺术的热爱。他说，诗歌是自己“精神上的结构，长在皮肉里，怎么可能消除这种热情呢？”

“在我印象里，1986年的深圳到处都是推土机，不过是一个刚刚从渔村变成了居民楼的城市”。海波说，当年诗展的主办者之一——《深圳青年报》的报社也极其简陋，只有关山月题写的“深圳青年报”几个字最耀眼。“当时深圳改革开放带来的‘自由’的气息，那时的青年极富生机和活力，但又极端迷茫和压抑，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诗歌爱好者，就是因为大家需要一个情感宣泄的载体。”

在86大展之前，海波和叶辉等人已经有了自己的油印杂志，叫《路轨诗社》。为了参展，他们提出了“日常主义”的口号，并由叶辉和他两人合作将此前关于诗歌的主张修饰了一番，拟定了宣言。

“当时那么多的流派面世，包括我们，现在看来似乎有些游戏精神，但这么多流派的诞生，一下子就显示出了群体的力量。而且坚定了我们的信念:‘离经叛道’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杨黎(非非主义)］

20年前诗展的时候，杨黎还很年轻，未满24岁。“诗展的一个主要影响是造成了流派的泛滥”。杨黎回忆，那时光是四川，就出来了非非、莽汉、他们、整体主义等好几个流派。

诗展之后，重庆来了一个诗人找杨黎“拜见码头”。这个流派只有一个人，再加上他的女朋友和表哥，还把70岁的老母亲也带上了，说是“把妈带上闯江湖”。母子闯江湖搞成了一个闹剧。

杨黎感慨，当时的中国有太多限制了，诗展的推出，让大家“在这一瞬间都自由了”，有了“说话的权力”。

他认为，诗歌本来就不应该是文化的主流，它的教化、娱乐作用都应该淡化以至丢掉，诗歌的大众化只能使其庸众化，因而，诗歌只能在象牙塔里，应该是“边缘中的边缘”。

［默默(撒娇派)］

作为“撒娇派”创始人之一的默默，是在深圳“86现代诗展”中发表诗歌最多的诗人之一。当时正在狱中的他根本不知道有“诗展”这么一回事，甚至“连表格都没见到过”，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不同诗歌却分别以默默、锈容、朱维国为名在“海上诗群”、“撒娇派”、“世纪末”三个派别中出现，并全部入选。

86’诗展使撒娇派获得了关注度，之后一篇叫做《撒娇的和并不撒娇的》批评文章使“撒娇派”名声大噪。2002年默默复出诗坛，2004年《撒娇》复刊。默默说，2006年最近一期的《撒娇》卖出了5000册，这样的数字在诗刊界不能不说是个好成绩。

［韩东(他们文学社)］

在韩东看来，86诗展对他个人并没有多大影响。他1981年就开始写诗，在很多刊物上也发表过诗歌，所以当有人告诉他要搞一个“86现代诗展”时他并没有感到多激动。

1985年韩东、于坚等人推出了民间诗刊《他们》。因为86’诗展需要派别，他们就以这个文学社团的名义参加了。

韩东认为，诗展的意义仅仅就在于它是诗歌界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把大批的零星散落的地下诗人聚集起来走到了地上。“诗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诗的一个顶峰，但也可以说是现代诗的华丽谢幕，你看诗展之后还有多少人真正写诗呢？”

［马松(莽汉派)］

莽汉派的四个男人是大学同学，据马松回忆:“我们1984年就开始在一起写东西了，但是并没有明确的提出过文化方面的纲领。而“莽汉”这个称呼的由来是因为“当时那些诗人写的东西太假，尽是些小女人气的东西，大男人写的诗也透着股‘娘娘腔’。所以我们就想写些自己的东西，来抵抗他们这种习气。”

“在此之前我们是不屑于在当时外界的刊物上发表的，可这次不同，我们把这个诗展看作是英雄大会，是结识各地好汉的好机会。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古代的侠客一样。”

86’诗歌大展的主要流派

［撒娇派］

1985年2月，由京不特和默默发起的“撒娇”诗社在上海正式成立，创办民间诗刊《撒娇》，胡同和孟浪加盟。

1986年12月，《华夏诗报》刊评论《撒娇的与并不撒娇的》，引起全国范围的讨论。2004年，默默等人在上海创办“撒娇诗院”，《撒娇》复刊。

在那个相对严肃的年代，公开“嚎叫”是不被允许的，撒娇派的诗人于是选择了迂回着来“撒娇”，也就是“温柔的反抗”。而隐藏在这温柔背后，默默他们真正想做的不过是“撕破那些伪君子的面目”，“诗歌可以真正的平民主义”。

［海上诗派］

1984年4月成立，成员有王寅、孟浪、郁郁、刘漫流、陈东东等。

“海上”的名称，来源于“上海”的“被推了过来”所暗示的孤独。他们在艺术自释里写道:“有人在海上行走。我们就是”。

他们宣称“诗歌出现了，技巧从我们的手中渐渐消失。(我们)都孤独得可怕……躲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写诗，小心翼翼地使用这样一种语言。”

作品结集有:《海上》、《大陆》、《城市的孩子》、《广场》、《作品》等。

［莽汉派］

1984年成立，主要成员有万夏、李亚伟、马松、胡东等。莽汉派宣称，不喜欢那些吹牛诗、软绵绵的散发着“小女人气”的口红诗，要“以最男性的姿态诞生于中国诗坛一片低吟浅唱的时刻。”

莽汉派自称为“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作品表现了一种“反文化”的态度，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嘲讽现实，明显受美国“垮掉的一代”诗人影响。

主要代表作品:《中文系》(李亚伟)、《诗人无饭》(万夏)、《我想乘上一艘慢船到巴黎去》(胡东)

［他们诗派］

他们诗派创立于1984年，成员主要分布在南京、上海、昆明和西安等地，主要代表诗人有韩东、于坚、丁当、小海、小君、王寅、普珉、于小韦和吕德安等。该诗派有自己的诗歌刊物《他们》，创刊于1985年，到1995年出版了9期后停刊。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他们”诗派的文学实践相当活跃，除诗歌创作外还进行小说创作。

在参展时，由韩东执笔总结了一些问题，包括该派主张:“我们关心的是诗歌本身，是诗歌成其为诗歌，是这种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美感的生命形式”。

主要代表作品:《有关大雁塔》(韩东)、《作品55号》(于坚)、《背时的爱情》(丁当)

［非非诗派］

非非诗派创立于1986年5月，代表诗人有周伦佑、蓝马、杨黎、刘涛、何小竹等。流派的理论和作品主要刊登于由周伦佑主编的《非非》杂志和《非非评论》报上。《非非》杂志从1986年创刊，共出版了九卷，《非非评论》共出两期。

1986年，该诗派宣言中称:“新诗探索的使命是建设独立于世界的真正中国自己的诗歌艺术流派。”他们对这一背景有着最初的觉醒和强烈的意识。

主要代表作品:《自由方块》(周伦佑)、《水银张口的夜晚》(蓝马)、《对话》(杨黎)

B08－B09版撰文:

本报记者田志凌

见习记者蔡菡

实习生杨怡之

摄影/翻拍:本报记者胡可

图:

1986年，在深圳，徐敬亚(左)向全国的诗人们发出了“江湖帖”。

徐敬亚受香港媒体启发，首次使用了“大展”和“隆重推出”两个词。

“红皮书”在中国诗歌界影响极大，也成为此后学术界重要的研究资料。

转自：http://ent.sina.com.cn/x/2006-08-14/0921119986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