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专论伊沙长诗《唐》：《与唐诗对质》

与唐诗对质
——读伊沙长诗《唐》

沈奇

    无论是誉还是毁、褒还是贬，伊沙的诗歌写作，都无可否认地构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诗坛一大引人注目的焦点。尤其是“泛口语化写作”的泛滥成灾，使这位口语诗歌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处于空前的尴尬之中：是伊沙式的生命形态决定了他的语言形态，或者说，是口语诗这个“幽灵”历史性地选择了（应该说是“遭遇到”）伊沙这块“猛料”，从而得以创造性的发挥和发展，由此深刻地改变了现代汉诗的审美格局。本来，这样的“际遇”是不可模仿的，它不是一个流派，而是一种兀自深入的实验。然而模仿还是大面积地发生了，以至口语成了口沫，伊沙成了时尚，大量追随者皮毛式的仿写与复制，已开始败坏阅读者的口味，同时也间接地遮没着伊沙诗歌的内在质地与风骨——自我清场或再次突围，成为当下伊沙不得不面临的一大抉择。
    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人们对伊沙误解甚深：
    其一，只看到其“游戏”语言，解构“诗意”，蛮新鲜好玩的，不知其从不游戏精神，解构诗性和诗的力量，更不知在其表面“一脸无所谓”的“痞相”下面，一直恪守着极为严肃的精神立场；这立场的底背甚至可上溯至鲁迅思想的影响：质疑传统，直面现实，为文化把脉挑刺以及对生存毒素的敏感。我曾说：伊沙把顺口溜写成了诗，他的追随者们却把诗又写回到顺口溜，其间的本质性区别，正在于这精神底背的有与无。
    其二，只看到伊沙的“硬”，没看到那“硬”后面的“软”，亦即其逮着什么损什么的架势下面，其实还深藏着一腔悲天悯人的情怀与善意；出自愤怒的“语言施暴”，发自悲悯的“精神虐待”，冷嘲热讽之下，是为真实清道为理想清场的侠骨柔肠——这样的“软”，伊沙自始至今，是从未丢失过的。
如此尴尬中，伊沙抛出了他最新的长诗力作《唐》，意欲重新“扬名正身”。
单从诗题看，伊沙这回是一下子从后现代“逃逸”到了前古典，由当下的“硬”转而为“前朝”的“软”，似乎要借此改变一下形象摆脱一点尴尬并将追随者甩到一边去了。其实到位的研究者自会发现，所谓《唐》者，只是换了个“汤头”，改“西药”为“中药”，其“对症下药”的那股子精气神儿，依然是伊沙式的“独此一家”。而由后现代诗歌的弄潮儿来与古典中国的诗圣诗仙诗贤们进行超时空的对话，本身就平生几分荒诞意味，成为一种现代寓言式的特殊选材，和目下流行的相互抚摸式的各种快餐式对话，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更不同国人（包括诗人们）惯常的做法，一说古典、说传统，要么化身而入，做一场不着边际的高梦，了却一点无力于现实的浪漫情怀；要么囿于二元思维的惯性，在对立的两端做一点什么“不俗”的印证。伊沙写《唐》，也有追怀、有印证，但主在畅神，按诗人自己的说法，“要让我的《唐》灌满我个人现实的风！”就诗歌美学而言，这也是另一种实验，而绝非什么“回归”之类的酸调。
予以现代性的辩析与淘洗。伊沙为诗，一向审真审智不审虚浮造作的美，立足于对现实、肉身和普便人性的关切。与“唐”对话，也是如此，凡遇那些雅之酸、迂之腐、高蹈之可笑——总之弱化生命、以虚浮香艳的自我抚摸代替现实人生的东西，均不依不饶冷潮热讽一阵，读来别有意趣。如暗讥社稷情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如果你是暗指仕途/凶险莫测/请允许我毫无感觉/仕途我不走/不如早还家”（《唐》之79 ），且明言“我不喜欢志在高处的男人/我恐惧/高处”（《唐》之8）并调侃道：“以草木自比的人/成了幸福的草木/自比为美人的人/就是堕落的男人”（《唐》之1）；再如嘲讽山林趣味：“我体内的山中/就缺少一个这样的道士//他在涧底捆扎柴草/归来时又像修行者/煮白石充饥//所以/当我有了给人送酒/的愿望的时候/也只能把酒/送给闹市中的酒鬼”（《唐》之29）。不过，让人惊异的是，作为后现代浪子的伊沙，在这部长诗的大部分篇章中，竟是以“英雄所见略同”的态势，对唐诗中那些展现自由、自在、自然心性的东西，给予跨时空的理解乃至赞叹，以此重新认领古今一样诗心、诗情、诗性生命体验，既“理解祖先之酸”（《唐》之19），又理解祖先之“甜”，并时时以此来反思当下的问题：“他乡生出的白发/一到故国/就变黑了吗/唐代见到的青山/一到现在/就变秃了吗//晓日、繁星、寒禽、衰草//我纳闷于/唐代诗人/他的眼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风景/而今天的我/总是疲于经历人事”（《唐》之148）。更有意味的是，在长诗第46节中，诗人还由衷地叹道：“哦/在幽州台上/我遇见了/千年以前的/我”——显然，伊沙在这里已坦然认领，在他的诗性生命中，流淌有“唐”的血液——正如诗人在其全诗之《题记》中所写道的：“与自由的灵魂同在/诗，是唐的心”——后现代知音，找到“唐”，盛唐、大唐、汉唐雄风，所有这些掷地有声的词——中国文化中的超级大词，无不和唐诗联系在一起。那是中国人自由之灵魂、独立之人格、诗性之生命意识，表现得最为畅快爽利而令所有后来的华夏儿女为之神往不已的境界呵！身处急剧现代化过程中的今日之国人，常有因光脊梁穿西服的困窘，而平生几份怀旧意绪的感念，乃至成为一种新的时髦，到了也只是一种脱离当下生存依据的“美丽的遁逸”。伊沙的《唐》，是今人与古人、新诗与唐诗的一种对质性的交流，出发点，仍是对传统的反思与此在的认证。这种反思和认证，既有美学/诗学的指向，也有人学/文化学的指向，且是正负承载，不再一味解构、反叛，这在伊沙，不失为一次新的突破与超越。诗中不少篇章，仍是基于批判立场，借题发挥，对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投影中所衍生的精神负面，尤其是社稷思想、假隐士做派、耽于想象性消费的精神乌托邦等，以惯有的辛辣、谐趣和没正经样，予以现代性的辨析与淘洗。伊沙为诗，一向审真审智不审虚浮造作的美，立足于对现实、肉身和普遍人性的关切。与“唐”对话，也是如此，凡遇那些雅之酸、迂之腐、高蹈之可笑——总之弱化生命、以虚浮香艳的自我抚摸代替现实人生的东西，均不依不饶冷嘲热讽一阵，读来别有意趣。诗人甚至明言“我不喜欢/志在高处的男人/我恐惧/高处”（ 《唐》之8），并调侃道：“以草木自比的人/成了幸福的草木/自比为美人的人/就是堕落的男人”（ 《唐》之1）；再如嘲讽山林趣味：“我体内的山中/就缺少一个这样的道士//但让人惊异的是，作为后现代浪子的伊沙，在这部长诗的大部分篇章中，竟是以“英雄所见略同”的态势，对唐诗中那些展现自由、自在、自然心性的东西，给予跨时空的理解乃至赞叹，并时而借用其某些细节，以古今杂错互证的方式，来反思当下的问题。更有意味的是，在长诗第46节中，诗人还由衷地叹道：“哦/在幽州台上/我遇见了/千年以前的/我”——显然，伊沙在这里已坦然认领，在他的诗性生命中，流淌有“唐”的血液——后现代找知音，找到了唐代那里去，真有点不可理喻。这是否代表着一个新的伊沙的出现，还是一种别有意图的写作策略？我们只有拭目以待。
    不过就《唐》而言，我更看重的是它的对话形式，而非它说了一些什么。当伊沙将这种虚幻而又真切的对话导入一种真正互文性质的语境中时，它已转换为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所谓“与舌共舞”，“与众神狂欢”（《唐》题记）。不管是别有用心的曲解，故意错位的误读，还是借道而行的戏拟与改写，都只在认证古典诗语与现代诗语之间，是否有异曲同工的精妙表现。像《唐之102》“弄一蜀僧/抱把名琴/西下峨嵋峰来弹/这是李白干出的事情//用松枝掏耳后/他便听到了万壑松声/让灵魂洗过流水浴后/身体变成了一口晚钟//这个从肉到灵的/享乐主义者/也无法阻止/碧山秋云溶入暮色/黑暗漏出来黑色的光/将他照白”——读来真有些不知魏晋、难分古今的味道，轻灵、浑涵而不失谐趣，令人莞尔。伊沙的语言才华，在这种千古一心不一言的相对又相济之中别开生面，另起张力，于生辣中见细腻，轻快中显沉着，且有了更多可激赏的语言肌理感，让人叹服：“原来伊沙抡传统、玩意像、做细活起来，也是一把好手呢！实际是，伊沙通过这种特殊形式，已将一种精神的对话延展为一种语言的对质，企图以此来证明，两种诗歌语言的表现力度和意趣，以及跨越千年的古今诗人之心智与才华，并非天上地下、同文不同质，尤其在口语的层面，更常有惊喜的认同感。那个陈子昂，顺嘴扔出的四句大实话、家常话，还有李白“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的直言不讳，便令“那后世的书生”唏嘘、把玩千年百载，怪不着连伊沙也想象站在幽州台上的那个主就是他自己呢！
    看来，《唐》的创作意图，颇有点“野心勃勃”，而并非心血来潮玩一把新鲜花样。仅就阅读而言，全诗仍保留着伊沙“短、平、快”的风格（短者精练，平者坚实，快者爽利），以无题编号的小诗、短诗的形式、组诗的格局而统摄于以“唐”为名的长诗框架内，既有单元的独立，也有整体的绾束，大开大阂，进出自如，通透畅快，再加上镶嵌、拼贴、并置、叠架等手法的穿插运用，读来别具新鲜与生动。同时，由于伊沙在这种“对质”中，采取了“通则通，不通则不通”的“乱针绣法”，使一部长诗既像正剧，又像闹剧，看似杂耍，却不失骨子里的认真而保有整体的旨归，所谓散发乱服其外，正襟危坐其内。只是这旨归于伊沙而言，虽处心积虑，酝酿已久，但初次介入下，有点隔山打虎的感觉，舍近求远，猛一下变了对手与招数，加之规模甚大，难免有失手之处，诗中不少章节显得牵强生硬，有的则意味寡淡而不知就里。但总体而言，这一探索之作的方向和意图还是颇令人欣喜的，并使我想到诗人那句曾作为一首诗的诗题的最为牛气的自诩——“历史写不出的我写”！
                                                                                               2002.3.初稿
2003.7.增订